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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物隐私权法律保护

2017-12-12

公众人物隐私权法律保护

陈文兴、周惟佳  澳门365bet官网官网_365bet官网时时彩平台_365bet官网网站骗局

内容提要:公众人物是一个颇受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人们艳羡的对象,也是人们抨击的对象。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公民的权利。公众人物在被侵犯隐私权的同时,往往还伴随着对其名誉权侵犯的竞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免予恐惧的生活,并且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充分尊重他人的人格,是一个社会民主与和谐程度的重要体现,而对于人权的有效法律保护则体现出一个法治国家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众人物  隐私保护 公民信息安全 和谐秩序

在当今网络信息社会及现实环境的大背景下,明星私人信息被公开放大,诸如“王宝强事件”、“白百何事件”、“周一见”等夺人眼球的新闻,一“门”接着一“门”,一浪高过一浪,一夜之间便能成为大家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热议谈资,戳戳点点的对象。人们对公众人物,乃至整个行业的质疑声在网络世界此起彼伏,其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通过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报道,一部分公众猎奇性的兴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媒体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不当报道正是基于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犯,这种近乎无节制地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害。与此同时,明星维权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问题随之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和焦点。

公众人物虽然是一个颇受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但他们同样享有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公民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公众人物在被侵犯隐私权的同时,往往还伴随着对其名誉权侵犯的竞合。不管你是谁,当你的合法权益被别人侵犯的时候,你就是弱者,那时谁都渴望并且需要法律的呵护;不管你是谁,当你去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的时候,法律必须要对你的侵权行为进行制裁。1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免予恐惧的生活,并且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充分尊重他人的人格,是一个社会民主与和谐程度的重要体现,而对于人权的有效法律保护则体现出一个法治国家的社会责任。现代意义的隐私观念,是研究如何实施隐私法律保护的基础。【2】由于制度的缺失,人们轻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此,构建个人隐私的保护体系,提升全社会公众普遍的维权意识,维护公民基本的人格权利是势在必行的。

一、公众人物隐私权被侵犯的成因考量以及不良影响

普罗大众对私权的漠视,特别是对公众隐私的觊觎窥探,这其中不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源于传统观念对道德伦理的高度推崇,公众对私权保护的意识缺乏。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包括法律与政治,特别是对于私权的态度与规制,导致私权本身在话语与实践保护上存在着差异,“私权的抑郁”油然而生。一种形式理性的法律与司法裁判不足以及时地保障现实中的可预计以及效率。3人们往往习惯用内心朴素的道德观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对错,而忽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忽略了对新闻当事人私权利的维护和尊重。更有甚者还抱以“公众人物无隐私”的心态,着实践踏了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其行为已经和社会的基本道德水准要求大相径庭。

二是公众人物的身份特殊,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公众人物生活在聚光灯下,光鲜靓丽,有最大的知名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媒体狗仔的穷追猛打之下,他们即便有高于普通人的物质生活,但却几乎没有完整的私生活。他们既是人们艳羡的对象,也是人们抨击的对象。人们在追逐美的内心状态下,会更加不自觉地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动态。加之,现如今公众话语权的提升,网络信息的瞬息万变,网络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公开发表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人们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事件施加舆论影响,不加限制的表达观点和态度。然而,“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过分关注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容易偏离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导向,亦不利于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弘扬。

三是市场竞争激烈,商业利益使然。处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自身利益,果断放弃了公众人物的利益,将公众人物的隐秘信息公开化,通过抢新闻的方式提升关注度。新闻媒体的市场价值不是由报道价值本身决定的,而是新闻报道是否可以满足受众的不合理的求知欲来决定的。4新闻市场的不规范导致部分新闻工作者坚持商业利益至上,使其义无反顾地选择对公众人物的隐私进行伤害,从而引发媒介暴力。新闻媒介的舆论导向作用被滥用,这不仅有损新闻媒介的公信力,甚至还可能煽动舆情,影响司法的公正审判。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现实必要性

个人权益受到侵害,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对一般人,或者学者、医生这样职业的人物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比较容易产生同情心,但是对另外一个有名气但却更易于被侵害的群体,譬如影星、歌星的名誉损害,却不那么在乎。公众人物的隐私暴露价值比一般群众的更大,也更容易受到侵犯,成为不法分子逐猎的目标。新闻传媒的多样化,导致公众人物的隐私一旦被公之于众,就很难有效地阻止传播,具有明显的不可逆性,对公众人物的身心健康以及公众人物的个人形象伤害较大。与此同时,由于公众人物拥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其隐私权被侵犯,很有可能给其所属的整个行业带来不良影响,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基本道德造成强大冲击。

事实上,个人权利意识的确立,是一个拉网式的过程,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死角,个人的权利的保障就无从谈起。更何况,明星是名人,如果名人的命运尚且如此,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一般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就是在为自己维权,因此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是相当必要的。

三、隐私权保护模式的渊源与我国隐私权保护现状

(一)隐私权在美国的起源及发展

隐私权的概念最先是由美国律师萨缪埃尔·瓦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提出的。二人于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发表的文章《论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系统地论述了隐私权的内涵以及对其保护的必要,但是其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法院的认可。直至1905年,佐治亚州最高法院首次在判决中承认了隐私权的存在,这也代表着普通法对隐私权的接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总共作出三百个关于隐私权的判决,但对隐私权的内容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界定,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不安定。【5

面对这种情况,着名侵权法学者威廉·L·普罗瑟教授发表了《论隐私》一文,这是继萨缪埃尔·瓦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二人开山之后,关于隐私权的集大成之作,文中总结出侵害隐私权所涉及的四种不同类型:侵犯隐秘、公开揭露、扭曲形象和无权在商业上使用他人姓名或肖像,由此构成了美国侵权法中隐私权的基本体系。【6

(二)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作为我国最基本的记载和保护公民各项人身权利的法律,但《民法通则》却没有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纳入保护对象,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民法通则》的实施细则,也没有将隐私权当做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来对待,只是列举了现实生活中两种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侵权形式。与此种立法精神相一致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基于问题的解答》,在这个司法解释里,虽然多次提到隐私的概念,但是对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处理却不是以隐私权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要件,而是以名誉权是否受到侵犯作为前提。这样的规定,实际上降低了民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力度,可能导致有一些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人,由于没有同时给公民的名誉造成侵害而逃脱法律的制裁。

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已经将隐私权纳入民事权益的范畴,这在我国隐私权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侵权责任法》第36条还进一步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由此,通过网络传播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有了更具体的法律规制。

2017年3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至此,隐私权在《民法总则》中得到了明确提出,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二度对隐私权的保护,这无疑提升了隐私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个人隐私权将得到更权威的法律保障,为公民信息安全的扞卫提供了更有利的法律后盾。

四、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法律救济途径

从总体看来,隐私权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人格权,这对隐私权的保护以及侵害隐私权的救济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结合近年来诸多公众人物隐私权遭遇侵害的事件和案例,尤其需要制定专门保护网络空间隐私权的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此外,公众人物在遭受或者可能遭受隐私权被侵犯时,笔者认为其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具体方式来进行有效规避和救济:

首先,提升公众人物自我风险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采取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维权。一是私力救济。现代社会之法律思想,已经由传统之事后损害赔偿制裁之救济方法,进入以事前预防损害及实现权利之保护措施。【7】通过与侵权行为人谈判沟通,让其自觉删除隐私信息和不当言论,并赔礼道歉,协商不成的,可向侵权行为人送达律师函,声明所主张的权利,以及可能将要面临的司法裁决。二是行政救济。通过向行政机关报案或者向侵权行为人所属的主管行政部门举报,对其施以压力,迫使其主动解决纠纷,将矛盾化解在法院的大门前。三是通过诉讼途径化解纠纷。有效采集与侵权行为、侵权事实有关的证据,利用公证等法律手段对足以证明行为人侵权的证据加以固定。

其次,发布连续报道、更正报道等手段恢复名誉,尽可能地消除负面影响或者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一是通过发布连续报道,可以第一时间把涉及公众人物的社会热点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接受公众的评论监督,同时通过后续报道将事件的脉络逐一展现。对于有争议的侵犯公众隐私权的事件,如果侵权行为人发布的原报道的内容存在不真实的信息,那么通过主流媒体的连续报道,可以发挥消除影响的救济功能。【8】二是对于那些侵权行为人已事后主动承认错误,试图挽回公众人物形象的,可以采用更正报道的途径。这不但可以减弱披露隐私后给公众人物带去的损害程度,挽回侵权行为人的信誉,还可以有效减少侵权诉讼,避免卷入诉讼或者减少侵权行为人自己所付出的赔偿代价。

第三、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停止侵害,并将保全裁定书向公众予以公示,挽回公众人物形象。2012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如果侵权新闻的继续发行和传播会扩大受害人的损失,为了及时阻止有害信息的继续散布,受害人有权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的申请,暂时禁止侵权行为人继续发表或传播侵犯隐私权信息的行为。实践中,我们时常看到公众人员公开发布对侵权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时法院所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公众人物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乃至法院依此而作出的保全裁定。笔者认为,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行为保全《民事裁定书》,在对外公示的效果上远高于立案时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以裁定作为进一步公示的对象,更有利于对公众人物形象的挽回。法官在作出行为保全的裁定前,对该起侵权纠纷已经经过了一轮必要的实体审查,如不符合行为保全的条件,则法院当然可以驳回受害人的保全申请。一旦法院作出了支持受害人行为保全的申请,那么就意味着在诉讼审理的初期,法院已经初步采纳了受害人的观点,这与在立案时只进行程序审查不同,保全阶段法院所出具的法律文书,更具有被公示的价值。对于关注诉讼进展的公众而言,则很有可能认为公众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胜诉的可能性,其侵权主张是真实可信的,进而增加了公众人物打官司的信心。与此同时,通过临时性的保全措施,也能避免更进一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

第四,完善立法,从制度层面将侵犯隐私权的惩罚赔偿措施予以进一步的可视化和量化。《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虽然规定了受害人可以向侵权行为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这样的规定显然还比较抽象。相对于财产上的损害而言,隐私侵权造成的损害往往是无形的,或者精神上的,精神损害本身很难用金钱加以计算和衡量,因此对于具体损害赔偿的确定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这种损害的法律救济,在采取以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加以弥补方式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损害的情况下,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但我国尚缺少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依据,各级、各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掌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对精神损害的认定是非常主观的,大多时候还是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涉及隐私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就非常低,容易流于形式。特别是涉及公众人物的隐私被侵权的案件,除了公众人物的内心饱受精神痛苦外,其公众形象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贬损,即便是法律最终还给了他们公正的判决,但通过冗长的诉讼程序,公正的判决也可能沦为“迟到的正义”,其因形象贬损而无法挽回的既得利益不能估算,其无形的损失已然化作有形,这是法院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所无法弥补的。因此,笔者建议应尽快制定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做到有法可依,就涉及隐私权所涉及的惩罚赔偿制度进一步可视化和量化。

结语:事实上,隐私权被侵犯的事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事件从来都是破坏社会安定与和谐的消极因素。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归根到底就是对普通公民的隐私保护。依法维权的意义就在于将公民的维权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让公民得到被法律所保护的尊严,并警示和惩戒那些漠视法律的侵权者,以维系社会的和谐秩序。唤醒社会各界尊重他人隐私权利的法律意识,增强公民个人遭遇隐私权侵害的防御能力,完善立法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惩罚机制,这是依法维护人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表现,也是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化解,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社会团结稳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注释和参考文献

1.参考书目(论着):作者:杨大民,《明星维权:我让宋祖德败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序一第1页。

2.参考书目(论着):作者郎庆斌、孙毅、杨莉,《个人信息保护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3. 参考书目(论着):作者:欧家路,《传统与变革:私权的话语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4. 注释(论文):作者:方佳辰、罗彬,《媒体逼视现象的新闻伦理分析》,《新闻世界》期刊,2016年第12期第39页。

5. 参考书目(论着):作者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55至59页。

6. 参考书目(论着):作者: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214至215页。

7.参考书目(论着):作者: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数据1996年版,第883页。转引自作者:李仕春,《民事保全程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页。

8.参考书目(论着):作者:于海涌,《新闻媒体侵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作者联系方式:

陈文兴,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十三层澳门365bet官网官网_365bet官网时时彩平台_365bet官网网站骗局,邮编:350001,联系电话:13609560960330702676@qq.com,大学本科,兼职律师,从事律师工作年限17年。

周惟佳,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金皇大厦十三层澳门365bet官网官网_365bet官网时时彩平台_365bet官网网站骗局,邮编:350001,联系电话:15960090939、0591-87558262,电子邮箱:404325328@qq.com,大学本科,实习律师,从事与律师有关工作2年。